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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服务热线污浊不堪的水体、漂浮着大量泡沫的河面、大量生活污水溢流……这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年4月在云南省保山市看到的一幕。这条被污染的河名为东河，是保山市的“母亲河”，但由于当地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每天约有4．5万吨污水直排东河，自2018年以来，东河水质持续恶化为劣Ⅴ类。
据了解，保山市隆阳区现有两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生活污水5．5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需求。保山市“十二五”期间就规划建设第三污水处理厂，但一直未动工，“十三五”继续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4万吨的第三污水处理厂，直到2019年8月才动工建设，主体工程至今仍未建成，配套的10．17公里污水干管也仅完成4．72公里。
基础设施严重缺失导致水质指标持续恶化。东河隆阳区出境监测断面近年来水质一路下滑，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为Ⅲ类、Ⅳ类、劣Ⅴ类；位于此断面上游的监测断面水质更差，近年来均为劣Ⅴ类，且氨氮、总磷等指标仍在持续恶化。
治污不力，“母亲河”沦为纳污河，令人痛心。今年开展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已治理完成的黑臭水体返黑返臭、污水处理厂建设和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工作推进不力、污泥无害化处置工作滞后……这些都是污水处理行业的老问题了。
“对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低是突出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低碳水环境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污水处理行业的中心任务就是提质增效，更准确地说，是精准提质增效。
水体的污染物总量超过水体的自净能力，久而久之，黑臭水体就出现了。对于老百姓来说，黑臭水体看得见、闻得着，感受最为直观。为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将黑臭水体纳入督察范围，予以重点关注。
记者梳理了今年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71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污水治理、管网缺失、污泥处置、水体返黑返臭等类型的案例有11个，占比为15％。
山东省菏泽市地处淮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对于淮河流域水质改善意义重大。但督察发现，菏泽市污水管网混接错接、管网淤堵、雨污混流等问题较为突出，2020年，菏泽市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仅为51．9％。今年以来，菏泽市17个省控以上考核断面出现超标的断面占一半以上，其中更有8个断面15（月）次出现过劣Ⅴ类。由于黑臭水体整治长期滞后，当地水体返黑返臭问题频现。
在吉林省长春市，污水处理厂、雨污排水管网等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污水直排问题仍然突出。当地有两处排污口每天合计约4万吨生活污水直排永春河，污水与河水“泾渭分明”，臭气熏天。现场取样监测显示，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最高分别为263毫克／升、25．4毫克／升和2．38毫克／升。此外还有部分区域雨天时大量生活污水和雨水混合，通过明渠溢流堰、污水井等溢流进入河道。
“十三五”时期，水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黑臭水体治理。根据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20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应高于90％；2018年印发的《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省会城市应于2018年底前实现黑臭水体消除目标，并通过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水体黑臭的相关环境问题。
显然，这些地区的水环境质量离国家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事实上，这些河湖水体被污染的典型案例，其背后暴露出的是污水治理领域的重重弊病。
从成因来说，水污染表现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核心在管网。这是当前行业内公认的观点。污水集中收集率低、合流制溢流污染现象严重、污水厂进水浓度不升反降等现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管网。毋庸置疑，管网已成为当前城市水系统治理的关键所在和薄弱环节。
在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污水管网质量不高已成为黑臭水体频发的重要原因。这位负责人说：“截至2020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率为98．2％。但治理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努力实现长治久清。城市黑臭水体反弹了，依然会进入生态环境部的黑名单，我们依然会一抓到底去督促治理。”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2020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率已达到95％以上。但对于管网问题，采访中有专家表示，管网问题复杂，涉及雨污分流改造、管网修复改造、排污口设置等各种因素，地方政府应加强管网建设和维护方面的投入，探索适合本地的管网解决之策。
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中，还出现了一些十分严厉的措辞，直指问题“病灶”。如督察组直接点名广西崇左市大量生活污水没有纳入城市排污系统，2020年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6．7％，称其“全区最差，全国罕见”。
“污水集中收集率，强调的是污染物的概念，指的是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的污染物占污染物总产生量的比率。”王洪臣向记者介绍，与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率超过95％不同的是，我国污水集中收集率并不高，尤其是一些南方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几乎不超过50％。
王洪臣说，污水处理率很高，但污水集中收集率并不高，粗略计算，有些城市仅有一半左右的污染物被收集到污水处理厂。那么，另一半去了哪里？
“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排入环境了。”王洪臣介绍，当前，全国城市和县城污水处理能力达2．2亿立方米／日，污水管网长度超过100万公里，形成了“100＋2．2”的污水收集处理体系，也为当前我国水污染防治奠定了基础。但同时要认识到，我国污水处理系统依然存在短板，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环境效益，亟待提质增效。
首先，我国污水管网质量不高。不少管道错接、混接、漏接，导致部分污染物随污水直接排入各类水体，且不少管网年久失修，基数普查不清。
其次，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远远不足。部分污水处理厂水力负荷率超过90％甚至超负荷运转，收集管网存在经常性溢流，一旦遇到雨季等水量高峰，本已收集起来的大量污水只能直接排入水体。
第三，由于合流制溢流，部分污染物随雨水进入水体。一些地方雨水管网旱季“藏污纳垢”，雨季“零存整取”，随着汛期水量加大、流速增加，沉积在管网的污染物最终进入环境，导致严重的合流制溢流污染。尤其是一些南方城市，降雨量大、管网入流入渗以及河水倒灌等特征明显，加剧了溢流污染。
正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近十年来，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污染物浓度越来越低了。一般来说，居民小区排口COD平均浓度都超过400毫克／升，但到了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年均值仅有280毫克／升左右。
“分析清楚污水处理系统低质低效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精准提质增效。”王洪臣表示，针对污水集中收集率低的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改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大幅提高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努力降低合流制溢流对环境的影响。对城市建成区超负荷污水处理设施予以扩建，土地资源紧张的区域可继续延长管道，努力使所有的污水都进入污水处理厂，做到应处理尽处理，最终实现提高污水集中收集率的目标。
“末端扩建设施，理念上未必先进，但效果立竿见影，投资也会节省。”王洪臣认为，除此之外，一些投入多、时间长的提质增效措施也应系统规划、同步实施。如应在对管网底数全面普查的基础上，纠正管网的错接、混接、漏接，把直排的污水接入处理厂。同时应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控制溢流污染；建设溢流控制设施，提高截留倍数；控制管道的入流入渗等。
实际上，自2015年“水十条”颁布以来，我国污水处理已逐渐告别规模式增长。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年）》《“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等顶层设计指导下，我国污水收集效能进一步提升，水污染治理不断向精准治理升级，迎来“质”与“效”的双提升。但立足整个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之路任重道远，仍有建设资金缺乏、改造用地受限等短板需要补齐。
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是我国的耗能大户之一，以2020年为例，全行业耗电约184亿度。随着“双碳”目标的明确，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作为环境治理行业排头兵的污水处理行业自然也不例外。
近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落下帷幕。会议期间，北京排水集团碳中和规划和实施方案亮相“C40全球城市气候行动展”，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据了解，今年6月，北京排水集团发布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将通过做好低碳运营的“减法”和开发利用再生能源的“加法”，实现到2025年、2035年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较2020年分别下降20％、40％，到2050年实现近零碳排放。
这在全国污水处理行业尚属首例，其做法也为其他污水处理厂制定低碳转型目标和确立阶段性任务提供了有益借鉴。
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应如何实现低碳转型？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重点将从“增量”走向“提质”，应摸清污水处理行业碳排放底数和低碳发展潜力，在做好节约水资源、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同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当前，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大家都在探索污水处理行业的减污降碳路径。”在采访中，国际水协会（IWA）全球水务科技信息总监李涛向记者介绍了污水处理行业实现碳中和的种种“门道”。
“首先要明确一点，在污水处理行业，能耗中和、碳中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李涛解释道，能耗中和的污水处理厂，即使可以实现能源自给，但也不一定是碳中和的污水处理厂。
为什么这么说？其关键在于，碳中和概念指的是广义上的碳，既包括二氧化碳，也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李涛认为，从全球来看，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1％～3％，能耗方面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碳排放的3％～7％。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污水系统含有大量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而这两种物质的温室气体效应更高。
以甲烷为例，甲烷对当前全球变暖的贡献率约为四分之一，仅次于二氧化碳。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甲烷20年水平的全球增温潜势（或称暖化效应）高达二氧化碳的84倍，100年水平则是二氧化碳的28倍。
王洪臣表示，近年来，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已形成普遍共识，甲烷减排在此次COP26中站上舞台中央，包括美国、欧盟等在内的10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GlobalMethanePledge）”，即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水平上至少减少30％。
对此，李涛强调，这也是污水处理行业的特殊之处，在全球非二氧化碳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污水系统所占比例超过10％。除了能耗方面的碳排放，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碳排放也要计算进去。“否则，我们谈污水系统的碳中和就是有瑕疵的。”
同时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甲烷排放方式多样而分散，涉及管道系统、化粪池、检查井等多个基础设施和环节，其监测手段并不完备。“到目前为止，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尚未建立起一套统一标准的甲烷和氮氧化物计算准则和监测体系，这块短板亟须补齐，否则在碳排放方面很难同国际对标核算。”李涛说。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节水是第一位的，减污降碳首先要做好源头控制。我国面临资源性缺水，水资源分配存在地域性不均，因此，节水工作要放在所有工作的最前面，要尽最大可能挖掘节水潜力。
推进污水的资源化利用也是节水的重要手段。李涛认为，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污水厂也可以变身新的“水源地”。既能实现就地造水，又能节省输水费用，相较于海水淡化及大型调水工程均更具经济性。
当前，我国再生水利用量不到城镇污水排放量的15％，可开发利用潜力巨大。根据年初印发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35％以上。今后，随着人口增长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污水排放量将持续增加，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亟待建立。
此外，李涛强调，当前污水处理行业还是以“能耗换水质”的传统思路为主，在做技术选择时，为了让出水水质达到更高的标准要求，往往需要提高能耗和药耗才能实现。在“循环经济”理念和“双碳”背景下，未来的污水处理厂应该成为“资源回收厂”，并融入碳排放指标的考量。当污水处理运营成本计算中融入碳排放的因素，新的低碳处理技术可能会更快速地在全行业被推广应用。天博体育手机网页版天博体育手机网页版天博体育手机网页版
